半月后，旅途如期到来。这一行人员之多之复杂是我没有料想到的：生态学家、环境学家、探险家、军人、医生、摄影师、杂志编辑和像我和艾比这样的艺术学院毕业生。此行的目的地尼日尔位于撒哈拉沙漠南部，由于水土流失和生态环境的恶化，它几乎是全世界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途中大家一直在交谈，同行的医生是个健谈的美国人，当他问到我的职业时，我竟然小小地脸红了一下。
是的，虽然我把画画当成我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是在尼日尔那般恶劣的环境中，我确实不知道我所拥有的所谓一技之长究竟可以做些什么。只是，从另外一方面，我似乎渐渐理解伊琳之所以让我出去走走的原因。我一直混迹于城市的钢筋水泥中，就连我自己，也马上要变成钢筋骨架水泥肉身了吧！
走下飞机，坐上吉普车，当车轮卷起滚滚飞沙，我才真的相信自己确实已经置身非洲腹地了，脑中一直回荡起电影《走出非洲》的主题曲。
我对即将面对的一切感到无比新奇和兴奋，不过这一切都止于一个一行人都没有预料到的挑战：车队靠近目的地村落时，我们远远就望见的滚滚浓烟。
这里刚刚发生了一场惨烈的火灾。火灾波及到了邻近的两个村落，我们到达时，大的火势已被扑灭，零星处还闪耀着火花，空气中弥漫着烟雾，呛得人涕泪横流。我站在远处动弹不得，这一切是一个真实的噩梦，让人目瞪口呆。片刻之后，同行的所有人都迅速加入了救援行动。
艾比和我找到此处的招待所，这里变成了无家可归难民们和轻伤者的临时安置点，我们帮助分发食物和水，抚慰受到惊吓的小孩子。一个大概只有三岁大的小女孩，她的右侧手臂被烧伤，一直在委屈地哭着，她七岁的哥哥轻轻哄她睡觉，她却一直眼巴巴地盯着外面。当地志愿者告诉我，他的父母正在三百米之外的医疗救助站接受治疗。
我帮她擦干不断涌出的泪珠，抱着她走到窗前，希望能看到一点光，星光也好，灯光也好。天色渐暗，放眼望去只有四周一片一片的焦黑狼藉，女人和孩子的哭号声不绝于耳。
我问女孩叫什么名字，她的哥哥告诉我，她叫做Honny，Honny是当地一种植物，这种植物做成染料涂在脸上，颜色在几个月之内都光亮如新。Honny和她的哥哥一样，都有着澄澈的褐色大眼睛，此刻，那双如同两颗琥珀石般明亮的眼睛中正在不断地涌出泪水。
Honny终于睡着了，哥哥松了一口气，也昏昏欲睡起来。夜深了，这间休息室连同外面的灾难现场，都变得如同死一般的寂静。刚刚来到的第一天，竟然遇上可怕的灾难，望着Honny熟睡的脸，我的心久久难以平静下来。我走出这幢破旧的土耳其式三层高小楼，在志愿者的指点下，朝医疗救助站走去。
我的衬衣已被汗水濡湿，额头上集结了密密的汗珠，我的右手一直抖着，大概因为一直抱着Honny的缘故吧！
对于医疗站的恶劣情况，我从同行的医生口中已经略知一二，只是当真的身临其境时，那种震撼又是语言所不能表达。我看到灯光从不知破了多久的玻璃窗中反射出来，医疗站中在此时仍然忙碌喧哗。我鼓起勇气走进去，长长的走廊里坐满躺满了病人，我小心翼翼地走着，生怕踩到什么人。我很想找到一位医生或者志愿者，我想知道Honny父母的病情究竟怎样了，空气中散发着令人窒息的气味，我终于走到走廊尽头一间稍显宽敞的治疗室门口，这个房间并没有大门，白色半截门帘的下摆已经沾满陈旧的血迹，此时为了方便，已经被大大撩起，固定在侧墙上。
我对室内的情况一览无遗。
一位高大的医生背对着我，他的双手不停忙碌着。此刻手术台上正躺着一个受伤的男人，他的一只脚是光着的，另一只脚却仍然穿着鞋子，不知逃命的时候多么仓皇。
那位医生正在缝合，我看到他带着白色胶皮手套的灵巧双手，正在精巧地运作着，如同一个指挥家的潇洒动作。他屏气凝神，护士和助手都聚精会神地看着他的动作，整间屋子甚至连呼吸的声音都听不到。
我凝神望着，不知过了多久，我的双脚正在一点点变得麻木。然后，那位医生侧过头，示意助手帮他抹去额头上的汗水。
我转身离开，在泪水滑落之前，我的心跳的那样快，我担心再在他背后多站一分钟，他马上就会听到的心跳声。
那是我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侧脸。挺括的鼻子，略薄的嘴唇，和低头时脖颈上那一小块突出的骨头。
那是藤木夏海。
阔别两年，我们在遥远又陌生的再次相遇，这次没有任何梦境的预兆，没有看似巧合的相遇，这是何等的奇妙的缘分。然而，激动之余，我却没有过分的惊讶。
曾经在我心中，相守也如同分开。因为我对我们的爱始终没有产生归属感。这样的结果是，即便分开，却没有了无法相守之苦。
救援工作直到三天之后才告一段落，更大批的灾民被转移到稍远一些的安置点，更多的军队和医疗队伍被派入，一切俨然恢复了往日的秩序。但是，Honny和哥哥在火灾中永远失去了他们的妈妈，父亲因为伤势过重生命仍然危在旦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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