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领域。随着启蒙教育和初级教育全面铺开，信徒识字率和素质得到了飞跃性的进步，加之生产工具日新月异革新，生产效率提高显著。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下，各大商会变着花的推陈出新，各类产物呈多样化发展，市场得到进一步细分，产物初步显现百花齐放态势。生产分工得到进一步细化，带动经济以可喜的势头飞速发展。
兖、青、徐三地大运河修建完成，又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商业的繁荣。形成了济南国泺口漕运港、兖州鱼台港等一大批重要河港，与之相随的还有数量繁多的地方市集。景象繁荣。
政治、组织建设领域，形成了以朝廷为主体，教会组织为辅助，政务、教务双管齐下的政治体系。从某种意义上讲，朝廷和教会颇像两个政党，在日常管理过程中二者互补互助，同时教会承担监管各级朝廷的职责，而各级朝廷官吏，又可向身为教主，兼任朝廷大员的栾奕传达地方教会运营情况，二者借此相互制约。
如此一来，大大扭转了东汉末年官场上腐败的风气，遏制了贪腐问题的滋生。
当然，也有地方出现地方大员和教会神职人员沆瀣一气、狼狈为女干的情况。比如东莱郡守孙浩和东莱大主教张翼，二人合伙侵吞侵吞地方信徒捐献的“奉先银”，公款私用，并借助职权向地方百姓强行征占土地。
无论是前世还是今生，栾奕对贪官污吏可谓恨之入骨。所欲对于这类神仆、官吏，他从不手软。
一方面，他加大汉律对贪污受贿罪的处罚力度。将贪污受贿升格为等同杀人罪的重罪，且一人贪污，全家连坐。无论是贪污官吏，还是受贿人员，斩立决。其家人贬为奴为婢终生服劳役，不得恢复平民身；开除教籍，三代以内不得进教堂。
对于世人而言，一辈子为奴为婢服劳役已经够惨了。而不能进教堂，就意味着死后与天国无缘，终生沉沦地狱，这对于圣母教的信徒而言，比杀了他们更为残忍。
由此可见，此法惩罚力度不可谓不强。
另一方面，他进一步完善汉律对贪腐的定义，将收受超过百文钱财或等同价值礼品的举动全部视为贪污受贿行为。同时，他深知按照时下的风俗，太过严苛有些操之过急。权宜之计他稍稍放宽了一下要求，言明官员可以在婚丧嫁娶寿节等时段可以收取少量礼品，但他也对婚丧嫁娶寿节时的收礼数量进行了量化规定。要求：三公、红衣主教类最高级别官员、神仆逢婚丧嫁娶寿节日头举办宴席时，参宴人数不得超过百人。收礼数量不得超过百件，且每件的均价不能多于三千文钱。
宴席结束后，主家需将礼单明细上报教会监察所，交由监察主教贾诩旗下神职人员审核。若超出规定数量，需将多出部分退还送礼者。责令退还三十日内不予执行者以贪污罪论处。
最后。大汉官员的俸禄几百年来一直很低，以九卿为利，一年的俸禄不过二千石粟米。以米价四十文估算，一年也就是八万钱，等于八十贯。而一名七级工匠年收入则至少有百贯钱。
日理万机的九卿收入不如七级工匠，怎么都说不过去。九卿尚且如此，最底层的县级官吏更不必说，二三百石的年收入连养家糊口都不够，不借用职权贪腐才奇怪了。
所以说，官员收入在低水平上运行也是引发贪腐问题的又一根源。
于是，栾奕在第二个五年计划开局之年下的第一道政令就是给所有朝廷官员加薪，在支付每年传统的米俸之外，以圣券为媒介发放与米俸等价的薪金，也就是他所谓的养廉银子。
还是以九卿为例，原本他们的薪俸只有二千石粟米，有了养廉银之后，他们每年在领到二千石粟米的同时，还能得到价值八十贯的养廉银。收入由此翻上一番，赶超了八级工匠。地方县级官吏收入增加，再加上定期福利，养活一大家子人完全不是问题。
圣元六年颁布的圣母教第二个五年计划中，治、理同步，整饬贪腐，只是其中一个目标。除此之外，在夯实第一个五年计划所取得的成绩的同时，又有新的动作。
比如前文提到过的，那段从济南穿兖州直达豫州汝南郡的宽阔商路。
除此之外……
自汉延熹三年（公元160）以来，大汉广袤的土地上硝烟就没有熄灭过，泰山农民起义，长沙、零陵蛮反汉，桂阳农民起义，朱盖、胡兰起义，黄巾起义……林林总总，更别说现在的诸侯混战了。
人祸不休，天灾也没有断过。华夏文明的母亲河——黄河，在滋养世代华夏儿女的同时，也定期彰显着它狂暴的一面。20年里送来了4次洪流，淹没良田无法计数，数万人直接死于洪水，数十万人洪灾后流离失所，直接经济损失高达上千万贯钱。除了洪水，青、豫二州连年大旱，导致粮草大幅减产……
天灾人锅不断，致使人口大幅度兑减。据圣母教会不完全统计，仅中平元年到圣元五年的短短十三年里，兖州、青州、济南、徐州、豫州五地损失人口五十多万户，约三百多万人死于战火或饥荒，二十多万人离开了故土，去外地躲避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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