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朱云看来，王安石的治国观念基本上就是抄一些古书中迎合皇权的桥段实行，碰巧神宗皇帝当时手头紧，于是王安石就献上了他发明的民兵之法-保甲法。
王安石也不管古典时代的公民兵制度是建立在土地普遍分配的授田制度，均田制度，就开始了在收免役钱的情况下强制征召百姓服兵役的保甲法。
也许王安石等人认为，保甲法一方面可以增强全民军事素养，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节约军费。
确实，从理论上来看，这样成本很低，每人每天只需要三升米的口粮、十一文钱的盐菜钱，比禁军便宜多了。
但是理想很丰满，现实却痕骨感，用朱熹的话说，王安石这一招对地方衙门和地方驻军是毁灭性打击!
为何靖康年间金军南下的过程中，简直是如入无人之境，宋军在金军面前几乎是一触即溃，会有十七个金军骑兵击溃了两千宋军，守卫黄河的数万宋军被对岸一通战鼓给吓的溃逃这类让人瞠目结舌的战绩。
因为这些所谓的“宋军”绝大多数都是临时拉的保甲民兵，女真骑兵面对这种临时招募的乌合之众，自然是能如入无人之境。
创造出著名的“东华门外当状元才是好男儿”段子的韩琦，担任定州军总管时期，当时定州军足足有十万军额，占到河北禁军总数三分之一，但到了大艺术家时代就剩下六七千人了。
金军南下时，河北许多城市甚至没有禁军驻扎，平时治安城防全靠保甲法下的民壮，也就是没有上过战场的壮丁。
靖康元年初，金军第一次进攻开封，“小种经略相公”种师道带兵勤王，在陕西东凑西凑，也就凑了一万五千人而已。
说句不客气的，历朝历代像大宋这么奇葩的仅此一家！
别的朝代对外战争的出兵数量是吓唬敌人，就我大宋在自己家国土上的禁军驻防数量是忽悠自个儿的，绝大部分都只存在于枢密院的兵籍当中，实际上在当地连个鬼影子都找不到。
靖康年间，完颜宗望都嘲笑宋人：“闻南朝有兵八十万，今在何处，今何不迎敌？”
殊不知我大宋当然有兵不止八十万——只不过绝大多数都驻扎在大宋枢密院的架阁库里边。而且他们存在的唯一的意义不是打仗，而是为了让官家吃军饷╮(╯▽╰)╭
仔细品味朱云的这番长篇大论，刁翚也是老脸一红，在王相公的各种神操作下，地方州县仅有的一点兵权和财权给收走了，他们这些地方官日子过的一个比一个苦逼。
太特么缺钱了！！！
自宋夏战争起，越来越沉重的开支让中央留给地方财政的节余越来越少，熙丰变法后更甚。朝廷为了填补中央财政的窟窿已经无法顾及地方，留给地方的钱更少了。
登州还算好一点，虽然失去了贸易港口的地位，但是自古以来以盛产黄金，被誉为“金城天府”，黄金产量一度占到北宋黄金产量的近半，还是重要的制盐，冶炼和纺织基地。
在朝廷的各种搜刮下，还能剩下点汤汤水水，再加上登州水师那边还可以吃点空饷，日子也还能凑合过下去。不像许多其他地州县，财政濒临破产，要寅吃卯粮玩赤字才能勉强度日。
“将军所言甚是，王相公的新法弊端甚重，害民不浅”
朱云所言句句切中要害，刁翚就算是有心给王安石洗地，也不得不承认王相公实在是太坑了，
朱云没有接话，只是自顾自的喝茶，接触过许多一手史料的他，对于王安石只有厌恶与鄙夷。
除了桩禁军阙额钱粮，让募兵制自行瓦解外，王安石的黑点实在是太多了！
比如青苗法，看上去很不错，给农民贷款保护农民不受地主的剥削，却酿成了一场饿死百万人的人祸。
熙宁年间那场席卷全国的大旱导致的大饥荒，只两浙一代就饿死百万多人，重了江淮漕运体系，有北宋一朝都没有恢复过来
北宋政府本来救灾的机构叫常平仓，王安石要搞青苗法，于是下了个最低指标，底下的官僚为了达成指标加捞钱，干脆把常平仓里的这些救灾粮全部放了青苗高利贷。
江南平均一岁上供是六百万石上下，熙宁七年青苗法实施后的江南大灾荒，两浙在青苗摧毁救灾系统后饿死数百万人，当年税收减少三分之二以上，直到北宋亡国都没有恢复正常水平。
按照苏轼的吐槽，当时“浙中饿死百余万人”！！！
这简直就是人间地狱！！！
当时江南不少地方是死绝了，苏轼在另一篇试图振兴江南商业的文章里提到十几年后两浙市井人烟不及旧时四五。
大饥荒的幸存者对于那位王安石更是恨之入骨，王相公=猪猡的骂法在江浙一直骂二十世纪初。
讲真的，新党其他人物，诸如曾蔡章吕之流跟王安石这个祸害比起来那是不及万一！
王安石这个货最大的问题就是不做正事，瞎搞一气啊！
他的所谓变法，不是建立在对于现实问题的发现解决之上的，他是直接抄古书，像王莽那样照着周礼这类的古书搞复古主义啊，蔑视技术脱离现实，几乎把一切都给搞砸了！
陆九渊就说的很明白，王安石最大的问题，就是不踏踏实实做事。他只会拿着古书复古异想天开，做一个王莽式的狂热的儒学复古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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