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元起写完信的时候，还是六月底。然后就迎来了七月。这个时候，崇实中学、京师大学堂开始期末考试。这场考试，对于很多学生有着不同的意味。
对于京师大学堂的学生来说，他们开始按照原先的《章程》，准备通过考试，进行文理不同方向的分科。事后统计，在光绪二十五年（1899），“由算学拔入格致、化学等堂者，计有四十九人”。也就是说，学习理科的有49人。
对于崇实中学一、二年级的学生，除了升级之外，没有什么太多的选择。对于崇实中学三年级的学生，人生就面临一次重大的抉择：工作？还是继续读书？
来崇实中学读书的，家庭要么比较开明，要么就是贫穷人家，到社会上工作是一个比较现实的选择，比如县城、乡村的小学堂，工厂，电报局等等，工作稳定，待遇一般比较丰厚，至少也能维持温饱。
如果继续读书，那还要选择：第一是科举考试，这类似于后世的国家公务员考试，通过之后，即可步入公务员行列。在去年（1898）年戊戌变法中，康有为在《请废八股、试帖、楷法试士，改用策论折》中，要求废除八股文，改考策论，并且通过广建学校，逐渐废除科举考试制度。但维新派推行的新政，只持续了三个月就被推翻了，改革科举制度的各项措施也付之东流。一时间，一切旧制度，包括八股考试在内，又都重新恢复起来。这种科举考试，一直延续要延续至1905年旧历八月，张之洞、袁世凯等人奏请立即停废科举，迫于社会压力，清统治者才谕令停罢科举。在1898至1905年之间，科举考试仍是读书人的首选。但对于崇实中学的学生，这条路几乎是不存在。在那些从小私塾培养，以写作八股文、背诵《四书》《五经》为职业的竞争者面前，教会学校的学生没有任何的竞争力。
第二条是出国。虽然十九世纪末，国人对于东、西洋的认识已经渐渐开阔，但不菲的费用、遥远的距离、拗口的洋文，使得绝大多数人都视之如畏途。
第三条是读大学。这条路在以后的岁月中，或许会成为众多学生的目标。但在眼下，恐怕还是乏人问津。为什么呢？因为在1899年前后，中国还没有几所现代意义上的大学。除了北京的京师大学堂，比较有名的只有津海关道盛宣怀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在天津创办的“西学学堂”（1903年改为北洋大学堂，现在天津大学的前身）和光绪二十三年（1897）在上海创办的“南洋公学”（现在上海交通大学的前身）。
西学学堂分头等学堂（高等学校）和二等学堂（中学）两级，课程除“中学”外，特别注意学习机械和法律等科目。
南洋公学包括四种新型的学校教育：第一，师范院，中国近代最早的新型师范学校，学习年限最少一年；第二，外院，它是师范院的附属小学，学生分四班，学习满三年后升入中院；第三，中院或称二等学堂，这是中学性质的学堂，分四班学习；第四，上院或称头等学堂，这是大学性质的学堂，也分四班学习，其中高材生升入师范院。学生人数规定：师范院40名；外、中、上三院各分4班，每班30名。办学经费皆由招商和电报两局众商人及买办所捐，故定名为南洋公学。
就崇实中学三年级30名学生来看，绝大多数选择了工作，只有少部分人选择读大学；至于考科举和留学，则一个也没有。
但这些都没有太影响孙元起，孙元起除了负责上课、改作业之外，并不能给他们太好的建议。
七月的天气，已经非常炎热，院子里的小学堂依然日复一日的开课。因为孙元起觉得这群孩子年龄都偏大，有些已经错过最佳的启蒙时期，接受能力渐渐变差，只有趁着最后的时光抓紧补习，才能勉强搭上末班车。这放在后世算是“补课”，家长不乐意，教育部门也不允许。可老佟、老赵、老郑这些学生家长们不这么认为：“孙先生真是用心啊！要是他们不听话，就狠狠打！”
“是啊是啊。孙先生，不要对他们客气。打是亲，骂是爱，不打不骂不成材！”
“对！不听话，用大板子抽他们！”
“孙先生要是舍不得，就告诉俺，俺把他吊起来打！”
杀气腾腾的话，听得孙元起一头汗水。
七月中旬的一日，孙元起正在小学堂给一群大大小小的孩子上课。崇实中学三年级的学生来了，领头的正是韩蘧、陈骥德两人。他们也不打扰孙先生，自去平日里为他们准备的实验室里。
等下了课，孙元起过去时，他们正在讨论未来。这一刻，孙元起想起了太祖的那句词：“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
看到孙元起走进来，学生们停止了自己的争论，齐齐立起身来，口中称道：“先生好！”
孙元起示意他们坐下，径直走向自己以前一直坐着的讲台，讲台上放着最近刚编好写定的《初等物理教科书》力学分册（下）、热学分册、电磁学分册三种，每种两册，是这学期崇实中学三个年级的成果。都坐定后，孙元起问道：“你们刚才都谈些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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