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川、陕两省为整兵入鄂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京中也是乱成一团。
湖北参议员张伯烈等得到孙元起的鼎力支持，顿时精神大振，回去之后联络其他党内其他同志，与新中国党议员一道向参议院提出了《质问政府枪杀武昌首义将领张振武案》，要求为张振武洗刷名誉，并弹劾副总统黎元洪，以维护国家的民主法治，为后世立下规范。
同盟会则有两种声音，以孙中山、蔡元培为代表的稳健派支持参议院通过协商、调解、投票等和平方式维护民主，捍卫法律；而以宋教仁为首的激进派则主张弹劾袁世凯、黎元洪，以唐绍仪为代表的内阁全体也要负连带责任，声称如果参议院不能给出满意的答复，不排除诉诸武力的可能性。
黎元洪自然不会坐以待毙。作为民国副总统、湖北都督、共和党理事长，他在参议院中也有自己的喉舌，眼见事机不对，连忙指使忠于自己的参议员大造声势，痛陈张振武的斑斑劣迹，证明此次裁决不仅合法，而且正义；私底下，则用武力威胁、金钱收买、封官许愿等手段对其他参议员大肆招徕。
与此同时，黎元洪手里控制的数十种报纸也开动宣传攻势，极力丑化张振武的形象，从自募军队、抢夺粮饷到蛊惑军士、勾结土匪，从贪污腐化、蓄谋结党到破坏共和、昌言不轨，林林总总列出了十五款罪状，在他们看来张振武完全就是十恶不赦死有余辜。更有甚者，某些花边小报还攻击张振武生活作风有问题，娶了几个小妾啦、在青楼包养多少粉头啦，甚至还有小时候偷看女孩子洗澡的事儿，总之，张振武就是个从根底上烂起的坏胚子。
袁世凯是稳坐钓鱼台，但凡有什么询问，一律把责任推给黎元洪。暗地里则是到处扇阴风、点鬼火，一会儿帮黎元洪说话，一会儿又要维护法治，忙得不亦乐乎，目的就是要把水搅浑，他好混水摸鱼。
至于死而未僵的唐绍仪，对于张振武遇害一案自然不能装聋作哑，尤其是同盟会的激进派还要弹劾他。然而大总统的军令要不要国务总理副署，《临时约法》上并没有言明，他只好含糊其辞表示遗憾和谴责，然后躲进一家美国医院装病去了。
京城上下闹得不可开交，最高兴的莫过新闻记者。不用自己上门，那些高不可攀的总统、副总统、参议员等就会主动把意见声明送到报社。一时间报刊杂志上充斥着各种言辞，或高谈阔论，或攻讦论辩，显得好不热闹。无形之中，也把张振武案变成了全国民众关注的焦点，甚至欧美各大报纸也注意到了这件事。
在张振武遇害后的第三天，迫于舆论压力，参议院只好召开会议，就张伯烈等四十五名参议员联名提出的议案予以讨论。
会议刚开始，提案人张伯烈便率先发言道：“所谓法治者，即法律至上，民国政府当以法治国、依法办事。对于国民而言，唯有法律才能杀人，唯有法官执行法律才能杀人，除此而外，皆是非法。前清实行人治，皇帝所言即为圣旨，官长所命即为法律，致使政府腐败、官场黑暗，民不聊生。孙逸仙、黄克强诸君有鉴于此，遂投身革命，意欲改帝国为民国、改人治为法治，使华夏民众永远得脱于水火。经数十年奔走，至去年年底终于得偿所愿，全国上下亦无不欢呼雀跃。
“张君春山早年投身革命，不计艰险，为清廷所逻捕，几死者数矣！然而张君矢志不渝，变卖家产充当革命经费，积极联络各方准备举义。武昌首义爆发后，他担任湖北军政府军务部副部长，代行部长之职主持军务，与清军鏖战。汉阳危急，他亲率部属驰援，激战中负伤落水，几至溺死。后退守武昌，又鼎力襄助刘仲文君（刘公）守城，直至革命成功、民国建立。张君功勋如此，然而因为得罪当权，于深夜之中忽遭逮捕，寻即被枪杀于监狱之中。
“数月之前参议院曾制定《临时约法》，规定人民之身体非依法律，不得逮捕、拘禁、审问、处罚。试问军政执法处，你们所依据的是哪一部法律？再问大总统、黎宋卿、段芝泉，你们是凭什么身份做出此等裁决？难道你们二三人的签字命令，就可以随意枪杀民众么？如此目无法纪、草菅人命，形同破坏约法、推翻共和，实属罪大恶极。故而我等四十五人联名提出质问案，并弹劾副总统兼领鄂督黎宋卿君。敬请参议院审议！”
不待议长吴景濂说话，湖南参议员彭允彝就站起身义愤填膺地说道：“追求法治的共和元勋竟然在革命成功之后死于人治之手，天下还有比这更荒诞的么？如果我等参议员对此事坐视不理，那国家还要参议院何用？”
话音一落，黎元洪嫡系的参议员立马不干了，孙发绪反唇相讥道：“张春山为现役军人，所犯罪行也都是在担任军务司司长期间所为，事情关乎军事机密，而且他身边警卫皆携带有长短枪支，自然不方便由警察厅逮捕、审判厅审判。改由军政执法处逮捕，根据军法从事，完全合情合理。议长、诸位议员，请大家心平气和认真思量，不要受某些人挑拨，动摇国家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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